中国可持续城市化面临八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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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稿时间：2011-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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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10到20年，中国的可持续城市化面临八大挑战。这八大挑战也可以说是中国要确立城市文明发展的价值观、价值取向，走向文明发展所面临的八个难题。
难题一：资源约束对可持续城市化的挑战
土地资源约束。我国是土地资源相对贫乏国家，且地貌复杂，山地、高原多，平原少。在土地资源总量中，农用地指数不及55%，垦殖指数只有10%，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沙漠、石山等面积较大，道路、居民点等就占据了国土面积的20%；草地数量虽然较多，但可利用面积不到75%。
水资源约束。我国人均占有水量为世界的1/4，是联合国列出的13个严重贫水国家之一。目前，全国有2/3的城市缺水。我国的水资源约束突出表现为缺水、污水、洪水的问题，统计显示，在全国七大流域的197条河流407个河流断面中，一到三类水质占49.9%，四、五类占26.5%，劣五类占23.6%。全国七大水系的水质，除珠江、长江总体水质良好外，松花江为轻度污染，黄河、淮河为中度污染，辽河、海河为重度污染。9大湖泊中的7个，水质均已为五类和劣五类。
难题二：城市空气污染对可持续城市化的挑战
加拿大科学家根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卫星数据，绘制了一幅2001～2006年全球空气颗粒物污染情况图，结论：北非和中国的华北、华东、华中处于红色程度最深的区域，表明这里的颗粒物浓度是最高的。
难题三：城市发展规划缺失对可持续城市化的挑战
2006年，全球规划师联盟旗下的13个国家级规划组织签署《温哥华宣言》，呼吁世界各地的规划界专业人士携手应对快速城市化、城市贫困化、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带来的挑战。《温哥华宣言》作出预测，“2002年，全世界有30%的城市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到2020年这个数字将变为45%～50%”。
从城市发展规划的理论和实践来看，拥有独特风格、辉煌建筑艺术的城市，都源自它们对城市发展整体规划的重视。规划首先是理念的规划，科学的理念(对城市本质、特色、演变规律和未来的展望、理想追求)是洞察城市历史，规划城市现在与未来，激发城市活力，展示城市魅力的基础。
我国现代城市发展中规划缺失的表现有三：一是重城市物质形态规划(即重城市工业、商业、楼宇等的布局和建设)，轻城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规划研究，以至我国城市建设中的“标志性”建筑、百城一面、欧陆风情、“政绩工程”等短期行为一直难以避免。二是重项目建设规划，轻发展战略规划。城市的发展规划(如文化发展规划)处于圈定在哪里建剧场、艺术中心，哪里建城市地标性建筑的状态，而缺少对该城市30年、50年以至100年以后发展战略的运筹。结果，建成没几年的新建筑物就因妨碍更新的规划而拆除。三是重地面建筑设施规划布局，轻地下基础设施规划，以至一下大暴雨，就会发生道路、街巷被水淹现象，这与世界上规划先进城市的地下设施建设水平差距很大。
难题四：城市公共空间缺失对可持续城市化的挑战
城市公共空间是都市人共同生活、互相交往和活动的共享空间，是与市民公共生活息息相关的场所。近年来，在我国城市快速发展中，公共空间的缺失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城市化进程中农民的失地、失业、失居现象；二是城市扩展过程中，伴随着社会阶层的分化而出现的区域化、间隔化呈相对固化的走势；三是贫富差距矛盾突出。近5年来居民的收入没有与经济总量的提高同步， 2010年全国“两会”上，朱玉辰代表用三张图解读收入分配“三个失衡”：(1)30年间中国GDP和财政收入分别增长74倍和59倍，而农村和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仅增长27倍和36倍；(2)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由1990年的55.36%降低到2008年的41.42%；(3)城乡居民收入之比由1990年的2.2倍扩大到2009年的3.3倍。
难题五：城市交通拥堵对可持续城市化的挑战
越来越严重的拥堵，是中国快速走向城市化所面临的空间冲突、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的缩影。在拥有近500万辆汽车的北京，交通拥堵已司空见惯，成为全国的“首堵”。不只是北京，上海、广州、武汉、西安、长沙等城市也深陷“堵城”困局。
客观原因：北京市中心区轨道交通线网总长度和密度远远低于伦敦、巴黎、纽约、东京等国际大都市。更重要的是，北京人均道路面积相当低——2008年北京市人均道路面积只有6.2平方米，而几个国际大城市都达到了10.7平方米甚至28平方米。
主观原因：城市规划的预见性不足，城市产业布局失衡，埋下交通拥堵的“隐患”，而当实际的拥堵问题出现后，再去对已有规划进行改良，结果只能是“事倍功半”。
交通问题不仅是交通规划问题，更是城市总体规划布局以及城市公共资源到底为谁服务的问题。城市规划被喻为城市第一资源，规划的失误将带来建设的失误，而建设的失误往往难以弥补。城市交通状况日益恶化的局面也给政府提出新的命题，在城市重要资源布局之初，必须经过严格的交通环境评价，以确保其设置的科学性。
难题六：城市人口增长对可持续城市化的挑战
中国的城市人口随着城市化的深入快速增长。北京市的常住人口原估计要到2015年左右才达到1800万，但2009年就已达到1850万左右；上海市的常住人口2008年达到1858万，2010年估计在2000万左右；广州市的城镇人口从2005年的601万增加到1040万，2010年达到1290万；深圳市2005年提出到2010年人口750万，上限1000万，但是，到2009年常住人口已达到1300万左右。
城市人口增长过快，除了带来城市交通堵塞、居住条件差、就业困难、贫富分化之外，还有可能带来农村耕地面积缩小、粮食短缺等矛盾；同时，城市人口过度增长，会因呼吸、燃烧、工业发展等使排入大气的CO2(二氧化碳)、NOX(氮氧化物)、SO2(二氧化硫)增加，引起酸雨和光化学烟雾、温室效应等发生，中国的可持续城市化面临越来越严峻的人口压力和挑战。
难题七：城市的“资本化”驱动对可持续城市化的挑战
2000年以后，以“土地资本化”为主要驱动力的中国的城市化，日益演变成为各级政府的“土地财政”。一些地方政府不仅越来越依赖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收入来维持地方财政支出，而且还能获取包括建筑业、房地产业等营业税为主的财政预算收入，这些收入全部归地方支配，使各级政府日益驾轻就熟地按照“征地—卖地—收税收费—抵押—再征地”的模式，拓展城市空间，推动城市化。这一以“土地财政”为核心的城市“资本化”驱动，凸显了四大悖论，即：可持续城市化的“目的悖论”、“经济悖论”、“社会悖论”、“生态悖论”。
难题八：城乡二元结构对可持续城市化的挑战
中国现有农村人口是城市人口的2.25倍左右，城乡二元结构矛盾依然突出，新的“双重二元结构”又在生成。在城市化、现代化成为世界普遍追求的情况下，已纳入全球化进程的中国的城市化，要不要降低城市化的速度？如何通过“可持续城市化”、“城市可持续现代化”，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全面小康？“十二五”时期，中国要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必须以解决农民工的市民化为突破，统筹大中小城市发展。
难题一：资源约束对可持续城市化的挑战
土地资源约束。我国是土地资源相对贫乏国家，且地貌复杂，山地、高原多，平原少。在土地资源总量中，农用地指数不及55%，垦殖指数只有10%，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沙漠、石山等面积较大，道路、居民点等就占据了国土面积的20%；草地数量虽然较多，但可利用面积不到75%。
水资源约束。我国人均占有水量为世界的1/4，是联合国列出的13个严重贫水国家之一。目前，全国有2/3的城市缺水。我国的水资源约束突出表现为缺水、污水、洪水的问题，统计显示，在全国七大流域的197条河流407个河流断面中，一到三类水质占49.9%，四、五类占26.5%，劣五类占23.6%。全国七大水系的水质，除珠江、长江总体水质良好外，松花江为轻度污染，黄河、淮河为中度污染，辽河、海河为重度污染。9大湖泊中的7个，水质均已为五类和劣五类。
难题二：城市空气污染对可持续城市化的挑战
加拿大科学家根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卫星数据，绘制了一幅2001～2006年全球空气颗粒物污染情况图，结论：北非和中国的华北、华东、华中处于红色程度最深的区域，表明这里的颗粒物浓度是最高的。
难题三：城市发展规划缺失对可持续城市化的挑战
2006年，全球规划师联盟旗下的13个国家级规划组织签署《温哥华宣言》，呼吁世界各地的规划界专业人士携手应对快速城市化、城市贫困化、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带来的挑战。《温哥华宣言》作出预测，“2002年，全世界有30%的城市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到2020年这个数字将变为45%～50%”。
从城市发展规划的理论和实践来看，拥有独特风格、辉煌建筑艺术的城市，都源自它们对城市发展整体规划的重视。规划首先是理念的规划，科学的理念(对城市本质、特色、演变规律和未来的展望、理想追求)是洞察城市历史，规划城市现在与未来，激发城市活力，展示城市魅力的基础。
我国现代城市发展中规划缺失的表现有三：一是重城市物质形态规划(即重城市工业、商业、楼宇等的布局和建设)，轻城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规划研究，以至我国城市建设中的“标志性”建筑、百城一面、欧陆风情、“政绩工程”等短期行为一直难以避免。二是重项目建设规划，轻发展战略规划。城市的发展规划(如文化发展规划)处于圈定在哪里建剧场、艺术中心，哪里建城市地标性建筑的状态，而缺少对该城市30年、50年以至100年以后发展战略的运筹。结果，建成没几年的新建筑物就因妨碍更新的规划而拆除。三是重地面建筑设施规划布局，轻地下基础设施规划，以至一下大暴雨，就会发生道路、街巷被水淹现象，这与世界上规划先进城市的地下设施建设水平差距很大。
难题四：城市公共空间缺失对可持续城市化的挑战
城市公共空间是都市人共同生活、互相交往和活动的共享空间，是与市民公共生活息息相关的场所。近年来，在我国城市快速发展中，公共空间的缺失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城市化进程中农民的失地、失业、失居现象；二是城市扩展过程中，伴随着社会阶层的分化而出现的区域化、间隔化呈相对固化的走势；三是贫富差距矛盾突出。近5年来居民的收入没有与经济总量的提高同步， 2010年全国“两会”上，朱玉辰代表用三张图解读收入分配“三个失衡”：(1)30年间中国GDP和财政收入分别增长74倍和59倍，而农村和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仅增长27倍和36倍；(2)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由1990年的55.36%降低到2008年的41.42%；(3)城乡居民收入之比由1990年的2.2倍扩大到2009年的3.3倍。
难题五：城市交通拥堵对可持续城市化的挑战
越来越严重的拥堵，是中国快速走向城市化所面临的空间冲突、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的缩影。在拥有近500万辆汽车的北京，交通拥堵已司空见惯，成为全国的“首堵”。不只是北京，上海、广州、武汉、西安、长沙等城市也深陷“堵城”困局。
客观原因：北京市中心区轨道交通线网总长度和密度远远低于伦敦、巴黎、纽约、东京等国际大都市。更重要的是，北京人均道路面积相当低——2008年北京市人均道路面积只有6.2平方米，而几个国际大城市都达到了10.7平方米甚至28平方米。
主观原因：城市规划的预见性不足，城市产业布局失衡，埋下交通拥堵的“隐患”，而当实际的拥堵问题出现后，再去对已有规划进行改良，结果只能是“事倍功半”。
交通问题不仅是交通规划问题，更是城市总体规划布局以及城市公共资源到底为谁服务的问题。城市规划被喻为城市第一资源，规划的失误将带来建设的失误，而建设的失误往往难以弥补。城市交通状况日益恶化的局面也给政府提出新的命题，在城市重要资源布局之初，必须经过严格的交通环境评价，以确保其设置的科学性。
难题六：城市人口增长对可持续城市化的挑战
中国的城市人口随着城市化的深入快速增长。北京市的常住人口原估计要到2015年左右才达到1800万，但2009年就已达到1850万左右；上海市的常住人口2008年达到1858万，2010年估计在2000万左右；广州市的城镇人口从2005年的601万增加到1040万，2010年达到1290万；深圳市2005年提出到2010年人口750万，上限1000万，但是，到2009年常住人口已达到1300万左右。
城市人口增长过快，除了带来城市交通堵塞、居住条件差、就业困难、贫富分化之外，还有可能带来农村耕地面积缩小、粮食短缺等矛盾；同时，城市人口过度增长，会因呼吸、燃烧、工业发展等使排入大气的CO2(二氧化碳)、NOX(氮氧化物)、SO2(二氧化硫)增加，引起酸雨和光化学烟雾、温室效应等发生，中国的可持续城市化面临越来越严峻的人口压力和挑战。
难题七：城市的“资本化”驱动对可持续城市化的挑战
2000年以后，以“土地资本化”为主要驱动力的中国的城市化，日益演变成为各级政府的“土地财政”。一些地方政府不仅越来越依赖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收入来维持地方财政支出，而且还能获取包括建筑业、房地产业等营业税为主的财政预算收入，这些收入全部归地方支配，使各级政府日益驾轻就熟地按照“征地—卖地—收税收费—抵押—再征地”的模式，拓展城市空间，推动城市化。这一以“土地财政”为核心的城市“资本化”驱动，凸显了四大悖论，即：可持续城市化的“目的悖论”、“经济悖论”、“社会悖论”、“生态悖论”。
难题八：城乡二元结构对可持续城市化的挑战
中国现有农村人口是城市人口的2.25倍左右，城乡二元结构矛盾依然突出，新的“双重二元结构”又在生成。在城市化、现代化成为世界普遍追求的情况下，已纳入全球化进程的中国的城市化，要不要降低城市化的速度？如何通过“可持续城市化”、“城市可持续现代化”，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全面小康？“十二五”时期，中国要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必须以解决农民工的市民化为突破，统筹大中小城市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