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低碳转型“窗口”何时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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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稿时间：2011-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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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底，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将在南非德班召开，各国将就新的减排目标承诺展开艰难博弈。
尽管在“十一五”期间的节能减排努力令世人瞩目，但是不敌能源消费总量上升，中国仍然成为世界第一大排放国，并且这一趋势在“十二五”期间仍将延续，中国将进一步拉大与第二大排放国美国的距离。
可以预料的是，中国在碳排放问题上承受的国际压力依然巨大。与此同时，国内经济转型的需求迫切。两股合力正在推动中国向低碳发展转型，然而，前面的道路充满了一系列复杂挑战。
强度下降、总量上升：减排依然严峻
我国“十五”时期能源强度快速上升的趋势在“十一五”期间一举得到扭转，并实现19.1％的下降，节能6.3亿吨标煤；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20.8％，减碳15.5亿吨，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比例提高了1.8个百分点；森林蓄积量增加了9亿立方米。
这是11月9日清华大学气候政策研究中心《中国低碳发展报告（2011-2012）》（以下简称《报告》）最新出炉的一组减排数据。
“这些数据看似简单，但是它背后折射出中国为经济转型作出的巨大努力。”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表示。
同时，中国已形成了低碳发展的政策框架和基础。但中国清华大学气候政策中心主任齐晔分析指出，这一基础“仍非常脆弱”，“十二五”减排形势依然严峻。
齐晔进一步指出，如果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41亿吨标煤估计，2015年中国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将可能达到84.6亿吨，超过美国49％左右，这无疑将对中国的国际气候谈判形成巨大压力。
“强度下降与总量上升而形成的交叉型、剪刀状格局构成了我国现阶段低碳发展的基本特征。在这种格局下，‘十二五’实现能耗强度下降16％、二氧化碳强度下降17％的目标充满挑战。”齐晔表示。
能源消费总量控制：难解近忧
地方政府的经济扩张冲动也对“十二五”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构成巨大威胁。《报告》指出，若各省区执行地方指标，2015年全国能耗将比执行中央规划指标高出5亿吨标煤、二氧化碳排放量高出10.4亿吨。地方与中央的能耗缺口在整个“十二五”期间高达14亿吨标煤，约占2010年能耗的四成。整个“十二五”期间的二氧化碳排放缺口高达30亿吨。
中央和地方指标的差异也增加了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占11.4%目标的实现难度。齐晔指出，要实现“十二五”规划中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目标，最大挑战在于能源消费总量的不确定性。若各省区执行地方指标，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消费需求将比中央规划指标多5759万吨标煤。
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何建坤表示，“十二五”提出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的设想，比实施GDP能源强度下降目标更为有力，但能源总量一方面取决于GDP能源强度下降的幅度，一方面取决于GDP的年均增速。
根据目前各地区的GDP预期增速来看，即使实现GDP能源强度下降16%的目标，到2015年能源需求总量也将达到43.7亿吨标煤，比2010年增长34.5%，相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将超过90亿吨。
张国宝在回答《科学时报》记者提问时指出，“十一五”末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已经达到32.5亿吨标煤，如果以这样的速度发展，“十二五”能轻易达到40亿吨标煤，超过全世界煤炭消耗总量的50％，对我国的压力和挑战十分巨大。尤其是最近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得油价升高，制定能源消费控制总量很有必要。
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一次研讨会上，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原所长周大地评论认为，能源总量控制是一项政策创新，可以为盲目追求GDP增速起到“点刹车”的作用。
但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就此评论认为，总量控制的思路不可取，应该更多关注质量的提升。
据悉，目前国务院已责成国家能源局制定和测算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指标，并将分解到各省。然而，相关测算的基数和标准仍不明朗，张国宝坦陈：“这可能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工作，要和各个省区有很多的意见交换。”
低碳转型：基础有待夯实
在齐晔等学者看来，与“十一五”相比，“十二五”增加了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和森林蓄积量三个约束性指标，其导向性更强、指标更绿、目标分解更合理，但这将是一项更高难度的任务。
个中原因是，在节能目标更高、指标力度更大，节能减碳空间减小、边际成本上升的情境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面并没有改变，仍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出口总量仍将上升，这些因素将对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形成实质性挑战。
各级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冲动，也使得未来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面临巨大挑战。
此外，中国正处于迈入中等收入国家的关键时期，公众消费行为正在发生剧烈转变。《报告》指出，2010年与消费直接相关的建筑和交通碳排放约占社会总量的31％，与2005年相比增长了41％，快于社会总量的增速。齐晔认为，中国需要对公众的消费行为加以引导和制约，否则，消费侧二氧化碳排放的过快增长也将对低碳发展构成压力。
周大地认为，现有市场机制难以推动低碳发展，因为现在的发展是资本增值和扩张式的经济增长模式，其目标依然是比拼物质消费水平。他认为，应开创推动低碳发展的市场引导机制和干预机制，推动改变世界经济中不合理的价值分配和国际分工体系。
齐晔表示，“十二五”对于中国长远的低碳发展是一个关键时期，不仅要实现预定的节能和二氧化碳减排目标，通过这一时期的发展，还应该稳固低碳发展的基础，为未来更大减排目标的实现铺平道路。
“2020年以后是攻坚战。”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姜克隽认为，届时中国将面临更大减排压力，低碳发展能不能撑得住，“要用10年的时间准备体制”。
尽管在“十一五”期间的节能减排努力令世人瞩目，但是不敌能源消费总量上升，中国仍然成为世界第一大排放国，并且这一趋势在“十二五”期间仍将延续，中国将进一步拉大与第二大排放国美国的距离。
可以预料的是，中国在碳排放问题上承受的国际压力依然巨大。与此同时，国内经济转型的需求迫切。两股合力正在推动中国向低碳发展转型，然而，前面的道路充满了一系列复杂挑战。
强度下降、总量上升：减排依然严峻
我国“十五”时期能源强度快速上升的趋势在“十一五”期间一举得到扭转，并实现19.1％的下降，节能6.3亿吨标煤；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20.8％，减碳15.5亿吨，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比例提高了1.8个百分点；森林蓄积量增加了9亿立方米。
这是11月9日清华大学气候政策研究中心《中国低碳发展报告（2011-2012）》（以下简称《报告》）最新出炉的一组减排数据。
“这些数据看似简单，但是它背后折射出中国为经济转型作出的巨大努力。”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表示。
同时，中国已形成了低碳发展的政策框架和基础。但中国清华大学气候政策中心主任齐晔分析指出，这一基础“仍非常脆弱”，“十二五”减排形势依然严峻。
齐晔进一步指出，如果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41亿吨标煤估计，2015年中国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将可能达到84.6亿吨，超过美国49％左右，这无疑将对中国的国际气候谈判形成巨大压力。
“强度下降与总量上升而形成的交叉型、剪刀状格局构成了我国现阶段低碳发展的基本特征。在这种格局下，‘十二五’实现能耗强度下降16％、二氧化碳强度下降17％的目标充满挑战。”齐晔表示。
能源消费总量控制：难解近忧
地方政府的经济扩张冲动也对“十二五”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构成巨大威胁。《报告》指出，若各省区执行地方指标，2015年全国能耗将比执行中央规划指标高出5亿吨标煤、二氧化碳排放量高出10.4亿吨。地方与中央的能耗缺口在整个“十二五”期间高达14亿吨标煤，约占2010年能耗的四成。整个“十二五”期间的二氧化碳排放缺口高达30亿吨。
中央和地方指标的差异也增加了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占11.4%目标的实现难度。齐晔指出，要实现“十二五”规划中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目标，最大挑战在于能源消费总量的不确定性。若各省区执行地方指标，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消费需求将比中央规划指标多5759万吨标煤。
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何建坤表示，“十二五”提出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的设想，比实施GDP能源强度下降目标更为有力，但能源总量一方面取决于GDP能源强度下降的幅度，一方面取决于GDP的年均增速。
根据目前各地区的GDP预期增速来看，即使实现GDP能源强度下降16%的目标，到2015年能源需求总量也将达到43.7亿吨标煤，比2010年增长34.5%，相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将超过90亿吨。
张国宝在回答《科学时报》记者提问时指出，“十一五”末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已经达到32.5亿吨标煤，如果以这样的速度发展，“十二五”能轻易达到40亿吨标煤，超过全世界煤炭消耗总量的50％，对我国的压力和挑战十分巨大。尤其是最近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得油价升高，制定能源消费控制总量很有必要。
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一次研讨会上，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原所长周大地评论认为，能源总量控制是一项政策创新，可以为盲目追求GDP增速起到“点刹车”的作用。
但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就此评论认为，总量控制的思路不可取，应该更多关注质量的提升。
据悉，目前国务院已责成国家能源局制定和测算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指标，并将分解到各省。然而，相关测算的基数和标准仍不明朗，张国宝坦陈：“这可能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工作，要和各个省区有很多的意见交换。”
低碳转型：基础有待夯实
在齐晔等学者看来，与“十一五”相比，“十二五”增加了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和森林蓄积量三个约束性指标，其导向性更强、指标更绿、目标分解更合理，但这将是一项更高难度的任务。
个中原因是，在节能目标更高、指标力度更大，节能减碳空间减小、边际成本上升的情境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面并没有改变，仍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出口总量仍将上升，这些因素将对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形成实质性挑战。
各级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冲动，也使得未来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面临巨大挑战。
此外，中国正处于迈入中等收入国家的关键时期，公众消费行为正在发生剧烈转变。《报告》指出，2010年与消费直接相关的建筑和交通碳排放约占社会总量的31％，与2005年相比增长了41％，快于社会总量的增速。齐晔认为，中国需要对公众的消费行为加以引导和制约，否则，消费侧二氧化碳排放的过快增长也将对低碳发展构成压力。
周大地认为，现有市场机制难以推动低碳发展，因为现在的发展是资本增值和扩张式的经济增长模式，其目标依然是比拼物质消费水平。他认为，应开创推动低碳发展的市场引导机制和干预机制，推动改变世界经济中不合理的价值分配和国际分工体系。
齐晔表示，“十二五”对于中国长远的低碳发展是一个关键时期，不仅要实现预定的节能和二氧化碳减排目标，通过这一时期的发展，还应该稳固低碳发展的基础，为未来更大减排目标的实现铺平道路。
“2020年以后是攻坚战。”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姜克隽认为，届时中国将面临更大减排压力，低碳发展能不能撑得住，“要用10年的时间准备体制”。
